□胡安超
项目收尾，但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做。在城郊长途汽车站不远处，租了民居作为办公和生活起居的屋子。早起锻炼或晚饭后散步，时常得经过车站外的大马路。
看到那些背着双肩包或者拖着拉杆箱走进车站的人，瞧见那些肩扛蛇皮口袋或者拎着大包小包的出站乘客，心底泛起的滋味，总是令自己唏嘘不已。
进站，是为了踏上一段征程。正如许多人上学，初中一走就是一周，高中一走就是一个月，大学一走就是半年。而像我们这样的天涯客呢？往往一走就是一年……
出站，有回家前短暂的喜悦，也是结束一段时间的流离……
就在大学开学前的一天早晨，我散步至车站外。往日，这个时间点还没有一个等待乘车的人；而今晨，车站外已站着一个精瘦的中年人和一个瘦高的小伙子。中年人背着一个大大的帆布桶包，小伙子则右手把持住拉杆箱的拖柄。他俩面对面站着，都没有说话。恰如歌曲《北国之春》中的一句词：一对沉默寡言人。这时，中年人裤袋中的手机响起铃声，他摸出手机说：“到了、到了，到汽车站了，车站还没有开门。”他说完话，迅速将还是翻盖的老年机放回裤袋中。中年人还用老年机，我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就是节俭的最好标志。
中年人继而放下背包，拉开背包的拉链，然后直起身子将手中的两个鸡蛋递给小伙子。小伙子接过鸡蛋，将头扭向一边。
这时，我走到这俩人身前，张口想问点什么，只见小伙子用一只手擦拭着双眼，然后又用手抹了几下脸。看着他湿红的眼睛，再加几十年前曾经在渝西江边码头上与母亲分别的经历，我完全明白了眼前的这一幕。小伙子转过身，将手中的两个鸡蛋递给中年人，嘴上说道：“爸，鸡蛋哽人得很，您吃吧，我吃那个煮玉米。”“儿子呀，高考前你妈给你煮了鸡蛋，你也说鸡蛋哽人得很，死活不吃，留给你妈吃。”中年人望着小伙子，就这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。
“请问你俩去哪里？”我终于开口问道。“去省城。”小伙子说了三个字。
“去了省城还要去成都，他要在那里读四年书。学校是什么双一流，我不懂，我儿子明白。”中年人说话也简短，但脸上的表情很欢喜。
这时人多起来了，车站的门也开了。本想多与这父子俩多聊几句，可惜父子俩同声说完“再见”后，就匆匆进了已经有些陈旧的车站。我一看腕表，才五点半。
我迈步朝租住的地方走去，一个劲地在心里默念，愿这对鸡鸣早出门的父子在当天天黑之前赶到成都。
成都不是我的故乡，但父母、妹妹及我的爱人都居住于此，因此在外地的每时每刻，都巴望着回去。
在故乡的人，都希望走出去；而在异乡的人，又奢求返回去。此时此刻，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个场景。
那天，我从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项目驻地到城里办事，在事情将办好之际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来电显示是项目的同事阿建。“喂，哥子，今晚咱们几个聚一聚。”阿建说。“哪里聚呢？”我问：“就在寝室里。”阿建回答。回到项目驻地，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。正值饭点时间，我径直走到阿建的房间，见条桌上摆满了从食堂打回的菜肴，还有花生、沙胡豆，袋装豆腐干和麻辣锅巴等干货食品。“今晚大家几兄弟搞一杯，庆贺阿建明天回老家。”坐在床头的同事甲说。“对对对，庆贺阿建回老家。”另外几个同事附和道。说是搞一杯，哪里有杯子哦，都是各人用自己的饭碗根据酒量倒上白酒。“白酒不多，大家喝完后就吹瓶子。”阿建说完后，大家高兴地碰杯。说是碰杯，其实是碰碗。至于阿建说的吹瓶子，就是喝啤酒。酒过三巡后，我才得知他们都是川南同一个市而不同县份的兄弟伙。大家一边饮酒，一边说着他们老家的风土人情、父母双亲兄弟姐妹、三亲六戚还有什么水中游的、地头长的、柴火灶炖煮煎炒的、冬天烤起烘笼夏日枕着蔑枕睡的等等。大伙说得更多还是吃的。吃穿住行，吃排在第一位，自有它的道理。苏东坡说：浮世功名食与眠。苏东坡对浮世功名体鉴得深而精，我们对食与眠也体验得比较真而纯。一个人回故乡，几个同乡人高兴，这还是我在异乡这么些年遇上的第一次。大伙儿一块念物、忆人、怀乡，那还真是味上有“味”。大家一边饮食一边闲聊，四十来分钟如眨眼工夫。末了，同事甲说：我看呀，今晚肯定有人辗转难眠，肯定也有人彻夜不眠。看来，苏东坡的话真准。
出远门，对一个人而言，不管是干饭还是稀饭，整碗莽莽（方言，指吃的）填饱肚子就出发。而回故乡，十之八九是肥肉瘦肉嘎嘎（方言，指好吃的）一大桌等着你归来。其场景的冷清与热闹，真是才上舌头又下心头。
